1949年，境外敌对势力密谋策动以马步芳为首的国民党败军撤聚新疆，妄图纠集新疆泛伊斯兰分裂势力割据顽抗、分裂祖国。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提前解放新疆。近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但就在新疆和平解放第三天，哈密就发生了武装抢劫。暴乱分子炸开银行金库，将黄金、银布匹、纸烟等物品洗劫一空，顺便劫掠了沿途商号和居民住宅，甚至为消灭罪证放火焚烧。当时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此时的哈密老城却是一片焦土。正在甘肃、青海一带转战的王震军团359旅受命直指祁连山下。1951年10月31日，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图｜新华社这是一支无往不胜的队伍。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南泥湾里走出来，本来可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北京去的，但现在，他们要进驻西北边疆，和黄沙、暴雪、狂风为伴。当时和田发生武装暴乱，形势紧迫。为争取时间，远在阿克苏的解放军做出了一个决定——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漫漫黄沙接天连地，人走进去，半条腿陷在沙海里动弹不得，常常走两步退一步，不出几里地就浑身冒汗。一到晚上宿营，零下30多度，汗水浸湿的衣服瞬间变得硬邦邦，冻得实在不行就挖个沙洞烧点柴火，等火灭了，再钻进去挤一挤。如果遇上沙尘暴，一瞬间飞沙走石遮天蔽日，随时都有可能埋没整支队伍。距离和田还有90公里时，他们粮食和水都不够了，饿了还能捱一会儿，但在沙漠里穿行，口渴的感觉简直要了命。连长拿出一壶水，放到嘴边沾一沾，然后命令“传下去”，但没人舍得喝，最多只是碰一下，干咽一口唾沫，就递给下一个人。没有人不害怕，他们昼夜强行军又渴又累，有人出现了幻觉，有人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这支1800人的部队，行军750多公里，走了18个昼夜，才终于走出这片“死亡之海”。战士们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和田。1949年12月22日，部队奇迹一样出现在和田城，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眼睛充血变红，嘴巴渗血变黑，脸上更是黑的面目模糊，他们的鞋底已经磨穿，走过的地方，能在石头上看到血迹......老乡们惊呼“天兵天将到了”，闻风丧胆的叛乱分子不得不放下武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他们，除了神兵天降，还有什么解释呢？
第15团到达和田的第三天，就完成了作战任务，开始拔营。两个营登上汽车已经出发了，一道改变了他们一生命运的紧急命令忽然传了下来：“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
为了各民族群众摆脱兵匪之患，第15团战士奉命留守昆仑山下。1950年春，受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的挑唆，乌斯满在北疆天山草原地区发动叛乱，一个骑兵连咬住了乌斯满数百叛匪，追进了极端缺水的五百里将军戈壁。第二天开始断水，全连仍穷追不舍，马渴得不再前行，用马蹄使劲刨地，骑兵强拉战马前进。第三天情况严重了，开始有战马倒毙，不久发现前方有泉水，但已被叛匪用死马污染，绿蝇成群，不能喝了。此时，民族军骑兵经过，把携带不多的饮水分给骑兵连，每人只够润了润喉咙，有的战士不喝，先喂给自己的战马。第四天，极度饥渴之下，战士们开始喝马尿，但马尿也接不了多少，战马继续出现倒毙，大部分战马已经不能再骑乘。为了维持战马的体力，骑兵把鞍具卸下背在身上。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杀掉朝夕相处的伙伴，没人下得去手，命令难以执行。后来是用互相调换的方式，只杀了几匹行将倒闭的瘦马，每人分了半缸子马血，继续坚持下来。亲历这场战斗的侦察队长刘生贵回忆：马尿苦、涩、酸、辣、骚，“五味俱全”，马血则极腥。入夜，战士们终于发现水源。此时，叛匪正在附近宿营也已经被追得人困马乏，他们以为解放军早已被拖垮，连警戒的哨兵都没放出，连队潜伏下来，等后续部队赶到后全体吃饱喝足于凌晨发起攻击，将四百多名骑匪全部消灭。迪化、伊犁、和田、伊吾......10万大军开山劈地，剿灭叛乱，先后历时5个多月，终于把五星红旗插遍了新疆全境，至此新疆局势终于稳定了下来。王震兵团进疆后，加上起义部队、三区民族军和政府人员，有24万人之多。在王震的账簿上，24万人一年需要粮食10万吨，而当时，整个新疆的粮食产量，才8万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全军从事农业生产，帮助地方恢复经济的号召，驻疆部队为解决部队的口粮，必须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不能与民争地，这是责任，也是使命。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驻疆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负责国防、进军西藏、肃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外，其余所有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359旅的士兵们说了：“不占群众一分田，戈壁滩上建花园！”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向驻疆十万将士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开荒造田的时候，工具没有工具，就是平地用车子推，坎土曼挖，人拉犁，一天就二十亩地”，参加开荒任务的老战士王传德说。
这件棉大衣上，足足有296块补丁，这是军垦战士穿过的军大衣。在战士们垦荒最艰苦的时候，每年只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当年战士们为此编了一段话：黄棉袄我的宝，春夏秋冬离不了，冬天穿它挡寒冷，夏天带它铺地隔湿潮。老战士胡友才说：“就是这样打满补丁的衣服，战士们平时也舍不得穿。”“夏天干活，大家就把衣服脱掉，往身上抹泥巴糊子。抹泥巴糊子防太阳晒，防蚊虫咬，还节约衣服。如果不说话的话，光看两个眼睛眨巴眨巴，谁也不知道是谁。”1946年旧政府主政新疆期间，曾修筑一条“和平渠”，但工程未完就停工了。按照测算，要彻底修好和平渠，需要7000立方片石，这至少需要100辆汽车拉运1个月。驻迪化部队不要说汽车，连拉车的马也没多少。面对工程师的担忧，6军罗元发军长说：这好办，我们动员部队开山采石就行了。工程师不以为然，拉石头到工地，这么大的用量，最远有30多公里，怎么运过来？一旁的陶峙岳将军想了想说：“马上就下雪了，可以用新疆老乡的土办法，用爬犁运。”运输的方式就这样定下来了。
任务下达到49团，军需股长马秋庆犯了难。一星期之内要扎几千副爬犁，木料能解决，可是没有底部必须安装的钢筋，就连爬犁前头的挂钩，也没地方去找。军令如山，他只好带人满城找，终于找到了一片铁窗上全是钢筋的房子。一问才知道，这里曾是关押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监狱，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里被严刑拷打致死致残。马股长怒吼一声：给我砸！就这样，钢筋的难题解决了。1950年2月21日这一天，迪化的河滩工地上，驻迪化部队上至司令员王震，下至5800多名干部战士，拉起几千具满载片石的爬犁，顶着刺骨的北风开干起来。当时的场面极其壮观，引得城里的各族群众都来围观，其中议论最多的是：这个军队跟以前的不一样，司令这么大的官也和小兵一起拉爬犁！再往后，各族男女老少都加入了进来，和平渠的建成，让一号冰川清冽的雪水沿渠奔流而下，灌溉了迪化以北的大片新垦区，造福了当地的百姓。当时迪化的维吾尔族大爷卖馕都是两个价，拉石头的只收三分之二的钱。“十八团大渠“”胜利渠”“和平渠”“哈密红星一渠”……开国将士们修建的第一批水利工程为屯垦戍边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砌渠需要的水泥和石头，是战士们爬到山上，把石头一锤一锤敲出来，再一块一块背下来。舍不得弄破衣服，就垫一块羊皮，来来回回奔走。没有水泥，就用烧热的石灰和红砖碾成粉搅拌起来做水泥，到处粉尘飞扬，即使戴着三层口罩，咳出来的痰都是红色的。因为长期营养缺乏，部队的人大部分患有夜盲症，一到晚上，就无法行动。大家就把所有的蔬菜都留给队里最年轻的那个人，只为留一双能走夜路的眼睛。进疆部队投入农业生产后，当年实际开荒80万亩，实现了粮食大半年自给，蔬菜副食品全部自给。可当兵团修建的第一批引水通了渠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种植的棉花出苗很好，可是不长个子。
经过研究后才得知，这些看着黑黑的土，好像黑土地一样，实际上是碱地。为了不与民争利，战士们把沃野土地让给各族民众，兵团大多数土地在风头水尾的戈壁荒滩，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
令人绝望的自然环境反而激发了驻疆战士背水一战的斗志。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为了让这绝望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希望，他们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摸索。
当年，军垦战士挖了数不清的排碱渠，挖走的土方足以铸成一条从帕米尔高原延伸到东海岸的万里长城，繁重的劳动耗尽了每个兵团职工的体力。与现在用挖掘机不同，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是靠铁锹和扁担完成的！
老战士胡友才说起那时的情形：“早晨站在水里，刺骨地疼，特别是碱水腐蚀，可厉害了。一周以后，每个人从大腿以下，被碱水腐蚀得红肿，肿得发光发明，腿上裂得一道道血口子……”战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还是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进入准噶尔盆地玛纳斯垦区。在玛纳斯河流域，战士们在一个名叫小拐的地方进行播种。
年轻的战士们播种第一季小麦的时候，就在一块三亩大小的生荒地播种了棉花。当年秋天，部队实现了粮食自给，三亩棉花地收获了100多公斤棉花。
小拐的这三亩棉花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收成不多，兵团人却通过这三亩棉花的试种，发现了改变中国棉花种植史的可能。
棉花原产地是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印度，但玛纳斯河流域处于北纬42度到44度之间，这里有效积温高、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棉花积聚养分。
1950年年底，出于新中国发展战略的需要，王震亲自主持制订生产建设计划，要求推广小拐地区的植棉经验，扩大北疆的棉花试种面积。棉花的生产被放在仅次于粮食生产的重要位置。
纺织工业素有“母亲工业”之称。
新中国成立之初，棉花自给率还不到40%。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及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对于棉花的需求增加。
而在当时，全国五亿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的棉布消费量仅有两米左右。
1953年春节刚过，新疆军区请来了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 他们与教授签订了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两万亩棉花并保证亩产籽棉200斤的合同。
王震负责组织领导，迪托夫教授负责技术指导。这标志着一场旨在扩大新疆全军区棉花种植规模的战役正式打响。
1953年，兵团的屯垦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玛纳斯河流域团场的棉花也获得了大丰收，20000多亩的棉花地，平均亩产达到206斤，超过原定生产目标六斤。
同年，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出现在兵团人的计划中。由王震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小包棉花种子，被转交给刚满30岁的年轻人陈顺理。他接受的任务，是利用这一包种子在新疆培育出更优良的棉花品种——长绒棉。
长绒棉因纤维柔长、品质优良被世人誉为“棉中极品”，是纺织高档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当时只有埃及、美国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由于长绒棉在军工领域用途广泛，西方在这方面对中国封锁严密。
种长绒棉，中国没有现成的路走，只能大田育种。
学习遗传育种的陈顺理在500亩的条田里一株一株找那些变异株。这是大海捞针的细活苦活。从棉田出苗到收回棉花，陈顺理一天只吃几个馍馍喝一壶水。
1955年，在接到长绒棉种子两年之后，以陈顺理为首的研究者的试验取得了成功。
由于长绒棉育种开基始祖的贡献，陈顺理被称为“长绒棉之父”。
留下来屯垦戍边
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6军大部，第5军大部，第22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175000名驻疆将士脱下了军装，离开了热爱的部队，从此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成为了军垦战士。
至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团人；他们的任务只有四个字：屯垦戍边。
本打算只在新疆待一年就回老家的第15团战士最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梦魂牵绕的故乡。
如今，新疆每三亩半耕地中，就有一亩是兵团人开垦的。
1991年8月，83岁的王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再次回到新疆。
离别之际，王震动情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两年之后，85岁的王震病逝。
1993年4月4日，一架装载王震骨灰的飞机向巍巍天山飞去。和他一起魂归天山的，还有早他13年在北京去世的张仲瀚。将骨灰撒在天山，是兵团奠基者们对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
如今，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棉生产基地，新疆兵团棉花单产、机械化率已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奠基了新疆工业基础、领跑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兵团，见证着这片美丽土地的巨大变迁。
走进今天的新疆，农业生产技术更加先进。春耕时节，播种机在北斗导航系统的引导下，按照规划路线自动驾驶；在棉花不同生长阶段，通过卫星遥感监测结果及农业技术服务，能够为田间管理提供指导和决策意见；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装有北斗系统终端的采棉机高效采收……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屯垦戍边这四个字的重量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没有战火硝烟没有饿殍遍地我们有幸享受到良好的基建设施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正是这群人默默守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和平才有今天我们安逸的生活